到今年5月我退休整整四年了。既没有患上令人沮丧的“退休综合症”，也没成为惹人羡慕的“潇洒背包客”。对我来说，退休的最大好处就是有了时间去做自己应该做和想做的事。许多同事说我退休比上班还忙，我也觉得是这样，忙碌而充实，累并快乐着。
一
1950年父母随部队转业到共和国铁路建设战线，不分昼夜的繁重工作、居无定所的流动生活，使我从幼儿园起就开始住校。上山下乡、三线建设、上大学、工作、成家……50多年里，算上寒暑假，我和父母共同生活的时间也就五六年。虽然不在父母身边，他们却记挂着我的一切，从工作学习到生活起居，总是千方百计地帮助我。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父母什么难事都瞒着我，电话里永远是：放心吧，一切都好。就连身体有病也从不告诉我这个当医生的女儿，以至于由于误诊导致一向健康的父亲失去了行动能力。这一切使我十分内疚、不安。
退休前，我把年近九旬的父母接到北京。父亲卧病在床，母亲也有严重的冠心病，照顾两位老人成了我工作以外最重要的任务，每天清晨做好果酱和蔬菜汁，在7点20分前赶到医院，好在上班前与父亲说说话，给他做做肢体按摩活动。下班后，再去陪父亲聊聊天，讲讲国内外的大事。天气好时，用轮椅推着他到花园里走走，晚上7点亲亲老爸再回家。即便是后来父亲已经不能与人交流了，我依然这样握着他的手和他说话，相信他在听着我讲话。这样的生活持续到他九十三岁病重不治离开我们。
妈妈虽然年事已高、身体多病，但是爱关心他人、性格开朗，对一切充满好奇、爱玩好动、童心未泯。她曾经在延安中央医院做过护士，脑子里有说不完的革命故事。我每天细心的给她调药，耐心地听她唠唠叨叨，陪她在小区里种树种菜，看她开心的和院子里的小朋友玩。几年下来，妈妈身体情况保持的很好，还分别到香港、澳门、珠海、广州、大连等地观光旅游。我也曾陪她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医院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活动，和在京的延安老战友聚会。母亲以九十一岁的高龄到延安登宝塔山、上杨家岭、回枣园、去李家洼，看望她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现在妈妈九十二岁了，我们希望她能快乐的成为百岁老人。能把老人照顾好，离不开我先生和儿子的理解和支持，中华孝道的传承，也是我的又一收获。
照顾父母是做儿女的责任，我珍惜这弥足珍贵的机会。虽然我知道无论做得多么好，亲人的离去在心底留下的痛都是刻骨铭心的，但这样去做使我们的人生少了许多遗憾。
二
我是一名医生，参加医疗队为老少边穷地区的患者服务，是我多年的愿望。退休后有幸加入到由中国红十字会、中国医师协会组织，各界慈善企业、人士资金捐助的“共铸中国心大型公益活动”中，并以医疗卫生工作者的身份，成为这项活动的“铁杆”志愿者。
我们无法回避市场经济、人才流动带来的基层技术人才流失和医疗资源匮乏的现状，无法回避经济发展不均衡造成的中心城市和老少边穷地区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加大。因此，拥有十七亿人口的中华民族要想实现让全体人民都享受到基本医疗保障的医改目标，是一项无比艰巨的任务，面临着极其艰难的道路。
在老少边穷地区义诊，基层条件十分艰苦，别说吃饭睡觉，有时给患者看完病后连洗手的水都没有。几年来，我先后四次参加“共铸中国心大型公益活动”，不论是在宁夏固原国家级贫困县居民领取到免费降压药时闪现出的质朴笑容，还是在山东菏泽农村孤寡、病残老人捧着慈善机构和媒体记者赠送的药品及善款时满脸的泪水；不论是在汶川地震废墟上用血浓于水、无私奉献筑起的一个个新家园，还是乌兰察布草原上无人会使用心电图机、X光机、血液检测仪的乡卫生院；无数次的感动与心酸、震撼与无奈，像无数的溪流冲刷着我的心灵，在我胸中汇聚成澎湃的激流，平添了几分追随先贤用仁心仁术济世救人的使命感和豪气。作为一个坚定的志愿者，只要有可能，我就会继续参与这项利国利民的公益活动。因为这是我想做的，也是我该做的。
（荐稿：曾丽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