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每年总有三天我是在北京西客站度过的，那是为了给下火车的小旅客喂糖丸。
那几年，我国卫生疾病控制系统除了抓好正常的计免工作，还连续几年特别开展了“脊灰强化计免日”。疫脊髓灰质炎又称小儿麻痹症，是由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50年代末期发病率较高，由于减毒活疫苗的应用，发病率逐渐下降。1989年我国加入全球消灭脊灰计划，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向世界卫生组织签署了承诺——2000年消灭脊髓灰质炎。我国使用的脊灰疫苗是减毒活疫苗，比黄豆粒大一点，白色的奶油味，又称“糖丸”，直接口服。为了推进这项工作，许多国家领导人都参与过这项活动。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幼儿园或街道给学前儿童喂过“糖丸”。每年冬季12月或1月有3天作为强化日，全国统一开展服用“脊灰糖丸”。
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必须从各个渠道查漏补种，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在流动人口密集的地方实施这种办法。我们保健科根据海淀区疾控中心和铁路防疫站的要求，负责北京西客站的工作。
那几年，我们每年都要提前开会进行动员，从各保健站、医务室抽调人员。有时院领导也从医院的其他科室抽掉人员支援我科。我们排好3天的班次，布置具体工作任务。准备好棉大衣、保温箱、糖丸疫苗，灭菌的小塑料杯、小勺、小卫生纸片等。那几天很早就要赶到医院，带好东西，7点钟前到北京西客站。两个组分别把守东西两个出站口。我们挂好横幅，上面红底白字写着关于消灭脊髓灰质炎的宣传口号。
每当火车到站，看见有旅客出站，我们的眼睛就像雷达一样，立即开始搜索。一看见有带小孩的旅客就迎上前去，寻问是否为小孩服用了“糖丸”。有些家长见了我们就赶快躲开，以为我们要查小孩的票；有的拒绝回答，不等我们问完就抱着孩子走；有的显得很茫然，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的则很配合，在家乡吃过了就说吃过了，没服过就让我们给孩子喂糖丸。两、三岁以上的孩子我们用小纸片捏着糖丸，直接喂到孩子嘴里，孩子胆小怕生人的，则让家长来喂，吃奶的婴儿我们就要拦下来，把糖丸放在小勺里，用纯净水化开碾碎，再喂到孩子嘴里，每个孩子喂完后都要嘱咐家长半小时之内不要给孩子喝热水，以免烫死活疫苗。并向他们发放宣传资料。
每年的“强化日”，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我们站在西客站地下出站口的通道，一旦有旅客出站了，我们就要解开棉大衣，露出里边的白大衣、白帽子，目的是让人看出我们是医务工作者，产生信任感。天太冷，时间一长，我们脚都冻麻了，只好靠来回走动和跺脚来取暖。有时和车站的检票员熟悉了，他们也会邀请我们在没有火车进站的时候到他们的办公室坐呆一会儿，暖和暖和。中午饭和晚饭都要在火车进站的间隙中在车站的快餐厅快速解决。
我们也总结出一些经验。凡是从省会开来的特快车，人们随身带的行李较少，孩子服用疫苗的比例也较高，相对要省事些。从偏远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开过来的普通列车，麻烦就会多一些。因为那些地方疫苗接种率低。这样的列车一到站，出站口顿时人流滚滚、熙熙攘攘。只见背着铺盖卷的，提着编织袋的，大包小裹，蜂拥而出。有的前边抱着孩子，后边背着孩子，手里还领着孩子，经常让我们应接不暇。抓住这个，又放跑了那个。为了不漏掉孩子，我们分工，先把主要人力重点放在拦截孩子上，问好只要没服过疫苗，就迅速带到边上一面喂糖丸，一面宣传普及计划免疫常识。
一天下来很是辛苦。参加活动的人员都是天不亮就出门，晚上顶着星星才回家。但是同志们都知道身上肩负的重任，为实现中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承诺，在中国的领土上消灭小儿脊髓灰质炎，苦点累点也值得。
现在计划免疫越来越被老百姓认知，接种疫苗已从被动变为主动，许多传染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我国彻底摆脱了东亚病夫的形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提高了，人民的身体素质也不断增强。国家加大了对
传染性疾病预防和控制的投入，儿童计划免疫从最初的5、6种疫苗扩大到现在的15种，小儿脊髓灰质炎在我国已经多年没有发病。广大医务工作者得辛勤劳动，终于换来丰硕的成果，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对这段历史仍然记忆犹新。
（荐稿：曾丽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