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晓霞医生在“两学一做”大会中发言
我的义诊故事
记得2011年在西藏义诊那次，从住地到义诊点往返路程需要五个多小时，当我们乘坐的县医院巡回医疗车终于停到米林县羌纳乡政府院子门前时，眼前是黑压压一片等待就诊的藏族同胞，由于前来看病的人太多、拥挤，卫生院地方太小，乡政府的会议室成了临时门诊部，大院成了候诊室。也是由于人太多，乡政府不得不请驻守当地的武警战士们来帮助维持秩序。一下车，套上白大衣我们立刻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我们这个义诊点儿那次没有安排儿科和妇科医师，也许是只有我一个女医师的关系，妇女和孩子全都排到了我的面前，我本想说我是看神经科的，但藏胞们望着你的那种期待的眼神让你无法拒绝，我只能客串全科医师，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要加倍认真仔细，不能有半点差池。
一位母亲领着个6、7岁的男孩，通过翻译告诉我他经常上腹痛，有时很剧烈，我让小男孩躺在临时充当诊察床的桌子上，给他检查腹部，他很瘦，右上腹和脐周压痛都很明显，我告诉他们：寄生虫感染的可能性最大，先要到县医院去查一下粪便，明确一下感染的寄生虫类型，再进行驱虫治疗，同时要特别注意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怕他们不理解，我坚持给每一位患者写一份检查、治疗的方案和注意事项交给他们。大半天下来，我已接诊近百人次。
当晚七点多钟在返回住地的路上，因汽车爆胎抛锚，我们在雅鲁藏布江边的寒风中等待救援，又累、又饿、又冷，在这儿高原反应明显、一动就喘的地方，大家必须靠活动身体取暖，还一边说着笑话，坚持了两个多小时终于等到救援车，直到深夜一点才回到住地。由于劳累、受凉和高原反应，我感冒发烧了。深夜里自己加倍服用了感冒清热颗粒，捂上被子发汗。第二天早上六点坚持爬起来，继续乘车前往羌纳乡参加义诊。又是紧张忙碌的一天，义诊快要结束了，屋子里和院子里还有许多一早从几十里外赶来，没看上病不愿意离去的藏胞。我们不想让他们失望，更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大家一边坚持继续看病，一边向他们宣传少吃盐、少吃肉、少饮酒、多吃蔬菜的健康生活方式，以及如何控制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预防心脑血管病发生的医疗卫生知识。直到晚上七点多钟，在武警和工作人员反复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义诊被强制结束。看到院子里依然有许多等候看病的藏族同胞时，我们实在不忍心离开，脚步真的太沉重了，从此，心里多了份永远的愧疚。
2012年到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义诊时，组委会考虑到我年纪比较大，安排我在黄南州医院看专家门诊，但我想年龄只会一年比一年大，趁现在自觉身体状况还好，应该尽可能到最基层最艰苦的地方去。经过反复争取，终于得到工作人员同意，如愿调换到前往黄南州海拔最高、条件最艰苦的库泽藏族自治县的医疗组。我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行李，上车出发。随着海拔越来越高，每个人都开始觉得憋气，动作幅度大一点儿，呼吸马上急促，心跳立即加速。由于路况很差，一路上尘土飞扬无法开窗，为了省油车没有开空调，结果车内温度很快升高，每个人都热汗淋淋，挨着座椅的地方衣服、裤子都是湿的，人几乎要虚脱了。高原反应也在逐渐增强，有些同道血氧饱和度已降到70%多一点，口唇紫绀，心率150多次/分。我也开始胸闷心悸，血氧饱和度降到80%，心率126次/分，有些喘了，我放慢动作幅度，尽量掩饰着不适，表现的轻松一点儿，免得给其他的同志增加负担，也让年轻的同道们觉得高原反应没那么恐怖。
虽然知道库泽县是黄南州各方面条件最差的一个。但当汽车停到位于泽库县主干道上的县医院门口时，我还是很震惊。县城街道上全是厚厚的泥浆！走进三层楼的县医院，窄窄的走廊里挤满了等待义诊的藏胞。八九平米的诊室里摆着文件柜、简易沙发和医生的值班床，以及有半脸盆水的脸盆架和一个水桶，剩下的一半，挤了一张诊察床和两张桌子4把椅子。 套上白大褂，我和北大医院呼吸科的李主任两人就开始工作，加上两个翻译、两个患者及家属，和一个负责“把门”的护士，屋子里嘈杂得连说话都听不清。一个妈妈带着3岁多的小男孩坐在我面前，说孩子的半边身子不出汗。孩子太小闹着不配合做神经系统检查，只能通过观察他的发际有些低，判断他有可能是枕大孔区畸形合并脊髓空洞症，我建议她带孩子做一个颈部磁共振检查，明确诊断，必要时手术治疗。下一个是位藏族老妈妈，乌黑闪亮的面孔上洋溢着兴奋，她用手在头顶上比划着，翻译说她总觉得头顶发热，我给她查血压、颅神经均正常，只是舌苔很黄厚，给她开了去火的中成药，她高兴地竖起双手大拇指，说自己已经85岁了还很健康，对北京来的专家表示感谢，然后满脸带笑的眨眨眼睛起身离开了，老者的风趣快乐和那份满足令我心动。一个体型肥胖的中年男子说他感到疲乏、皮肤刺痛、麻苏苏的。我怀疑他是否患了糖尿病，想让他查一下血糖，但被告知这里不能查血糖，指测血糖也没有。再一追问，除了肝功其它生化检查都不能做，县医院不能查血糖，让人不敢相信！因为无法确定患者的血糖水平，我们带去的二甲双胍都没敢发。前来看病的藏族同胞越来越多，走廊上、屋子里弥漫着牧区特有的膻味，不等屋里的人走出去，下一个已挤进来了，询问、翻译、比划、检查、再翻译、开处方，周而复始的进行着，义诊结束时，累得都不想说话了。因为没有自来水，只能用水舀子舀水往手上淋。上厕所也是大难题，地上挖坑的厕所已经无法下脚，我们只好集体乘车到一里地外的政府大楼旁一个“高架厕所”解决问题……
像这种医疗卫生条件艰苦、医疗保障水平低下的情况，在西部老少边穷地区是普遍现象。
记得2010年在乌兰察布市化德县公蜡胡洞乡卫生院义诊时，年轻、憨厚的乡卫生院孙院长向我们介绍说： “这里地广人稀，乡卫生院管辖面积很大，最远的村子离卫生院九十多公里”；“乡卫生院没有救护车”；“卫生院共有六个工作人员”；“政府给卫生院配了心电图机和半自动血液检测仪，但没人会用”；“配备的X光机已经放了3年了，还没有安装……”。当地绝大多数牧民没有什么医疗卫生知识，没量过血压，许多人长期被头昏、头胀、胸闷、全身乏力等症状困扰，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高血压病。那次义诊时我接诊了一位长期头痛，有时疼到呕吐的女患者，我在详细询问病史后，考虑她是血压高引起的，就问她平时血压怎么样，她一脸茫然，原来她从来就不知道测血压是怎么一回事！一测血压已达200/110mmHg水平。
在宁夏固原国家级贫困县四层楼的县医院里，没有自来水，为了给我们这些查房会诊的北京专家洗手，他们把自己喝的水拿来给我们洗手。为了领取免费降压药复方利血平，当地回、汉同胞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拿到药的群众脸上洋溢着质朴的笑容。
在西藏羌纳乡卫生院，唯一的辅助检查是由患者自己用试纸蘸尿液后把试纸条插进仪器里拿出结果的尿常规。
在甘南藏族自治州欧拉乡卫生院，我接待了一位藏族老妈妈，脚肿、气短，听诊时发现心率快伴有心律失常，我考虑是心衰，让她先做个心电图，可卫生院医生告诉我他们这儿做不了心电图。
在我们义诊走过的每一处地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仅没有现代化的医疗环境和大型医疗设备，许多卫生院连心电图、三大常规这样最基本的医疗检查都做不了，不是亲眼所见真是难以想象。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地方的卫生院都有国家配发的心电图机、X光机、B超仪、半自动血液检测仪，甚至宫腔镜等等，但苦于无人会使用。缺少专业技术人员是普遍现象。我们无法回避市场经济、人才流动带来的基层技术人才流失和医疗资源匮乏的加剧；无法回避经济发展不均衡造成的中心城市和老少边穷地区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加大。回忆起几年来在老少边穷地区义诊的经过，我深感每次义诊给当地群众解决的实际问题还是太少。除了儿童先心病和白内障的筛查及免费救治效果显著外，慢性病防治还多限于发发带去的免费药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想通过一两场讲座、培训提高当地的医疗水平是不现实的。所以，我决定义诊时不管有多少病人，也决不能只顾看病发药……要尽可能手把手培训当地的医生，并要与他们保持电话、网络的联系，随时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
在青海河南蒙族自治县医院义诊时，借助需要翻译交流，我把认真询问病史、进行必要地查体、对症状体征给予分析鉴别，最后得出诊断结论和处理方法的过程和思路，一步一步告诉给我做翻译的娘毛先大夫，哪怕看的慢一些，也坚持这样做，是想让这些基层的医务工作者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提高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除了常见的慢性疾病，我们还看到了几例神经系统的少见病。
第一例是一个19岁的姑娘，患的是肌营养不良。她肢体无力已经十几年了，一开始走路笨拙，易于跌倒，后来不能奔跑及上楼梯，到现在行走也很困难了。她在省里看过病，听说北京的专家来了，仍抱着一线希望来就诊。给她查体可以见到典型体征：股四头肌、臂肌等四肢近端肌肉和骨盆带肌的萎缩；两手前举时，肩胛骨内侧缘翘起形成的翼状肩胛；站立时脊柱前凸，腹部挺出；步行时两脚撇开，缓慢摇摆，像鸭子走路般特殊的“鸭步”步态；由仰卧位站立起来时，需要先翻身俯卧，再双手攀缘两膝，逐渐向上支撑起立的Gower征。我用给这个患者查体的过程，给娘毛先医生上了一节实习课。作为遗传性染色体疾病，目前还没有好的办法治疗，我只能安慰这个坚强的姑娘，做好康复训练，等待科学发展。
第二例是一位40岁的僧侣，他一侧上肢颤抖一年多了，现在同侧下肢和另一侧上肢也渐次开始颤抖。查肌张力时可以发现明显的齿轮样肌张力增高，和左手搓药丸样震颤。他过去做过脑影像学检查，没有发现器质性病变。诊断帕金森病没有问题，严格地说帕金森病不能算罕少见病，但如何治疗却出现了难题。一是在这里没有左旋多巴和美多巴，二是这里的大夫从来没有治疗过帕金森病，不知道如何调整药物剂量。经过询问，这位僧侣有经济能力马上外购美多巴，于是我与娘毛先医生约定：由她做这位患者的主治医生，长期跟踪治疗。我按常规写下美多巴的治疗方案，以及使用中的注意事项，留下我的联系方式，通过通讯和互联网保持联系，帮助她给患者调整用药。
第三例是一位21岁的僧侣，因为近2年四肢无力，在一所藏医院诊断为重症肌无力，服用溴吡斯的明治疗，但症状时好时坏。在详细询问病史后，我发现他的四肢无力是阵发性的，而且没有晨轻暮重的现象，客观查体疲劳试验阴性。我考虑低钾性周期性麻痹可能性最大，于是把这两种病的发病原理和临床表现讲了一遍，嘱咐娘毛先医生追踪他，给他查一下甲状腺功能，一旦发病及时查血清钾，补钾治疗。
第四例是一位58岁的汉族男性军人，也是河南县医院一位男医生的父亲，他已在北京明确诊断为肌萎缩侧索硬化，是来寻求治疗办法的。借此我们复习了肌萎缩侧索硬化的主要临床特征和诊断要点：上、下运动神经元的同时损害。讨论了它与脊髓型颈椎病之间的鉴别诊断，和近年来，随着干细胞技术的发展，干细胞治疗已成为治疗本病手段之一、可缓解并改善病情。虽然技术还不成熟，但建议他可以一试。
那天我总共接待了80多个患者，比过去义诊的速度慢了很多，但提高了当地医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对遇到的神经系统少见病，增强了他们的感性认识，并帮助他们与患者之间建立了固定的联系，医患双方均受益。我很高兴，基层的医生们更高兴。临走的时候，娘毛先医生把一条哈达挂在我的脖子上，表达她的感激之情。我们互留了联系方式，一直保持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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